雕塑与抗战

——刘开渠的抗战雕塑创作

张晓凌

本文的题目“雕塑与抗战”出自于刘开渠1939年所写的同名文章（载《抗战与艺术》，1939年第1期）。在文中，刘开渠以沉郁而激昂的笔调论述了何为抗战精神，以及雕塑如何呈现抗战精神。今天看来，这篇文字不仅可视为开渠先生的抗战雕塑宣言，也是他关于抗战雕塑精神的系统性诠释。86年过去了，这个题目及文字仍然保持着灼心的历史温度。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重温这篇文章，恍惚之中，仿佛又见刘开渠创作抗战雕塑的动人图景。

无论就作品的数量而言，还是以作品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力来讲，刘开渠皆可称为“抗战雕塑第一人”。探究起来，推动他走向这一历史高度的，是其革命性人格与艺术观。

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刘开渠在北平求学期间，即在陈独秀“美术革命”观、邓以蛰“为人生而艺术”观的指导下，走出学院与书斋，积极投身社会革命活动，把评论文字与美术创作镌刻在大时代的进程中。在很多情形下，比起艺术生的身份，刘开渠更像一个革命者：与同学们一起为李大钊先生收尸并加以安葬，组织进步社团，协助林风眠筹办“艺术大会”，并服膺于林风眠的主张：“打倒贵族的少数独享的艺术”“提倡全民各阶级共享的艺术，提倡民间的表现十字街头的艺术”。正是在艺术与社会变革之间，刘开渠真正理解了中国现代美术集启蒙与革命、艺术与政治为一体的内在逻辑，他也由此完成了左翼美术家的人格定型。

刘开渠在北平求学和从事艺术活动期间，正是中国传统雕塑走向极度没落的时期。荒芜的雕塑领域，古典的余晖将尽，而现代的曙光尚在黑夜中沉睡——历史比任何时期都更急切地召唤雕塑的复兴者，而刘开渠是最早领悟到历史箴言的人。可以说，作为先驱者，刘开渠赴法求学的价值取向是被时代所赋予的：以“技艺引渡者”的身份，修习西方写实主义体系与美学理论；以“艺术革命者”的身份，自觉探索雕塑的社会价值，使其成为唤醒民族精神、推动社会进步的新艺术形态。

刘开渠1929年赴法，1933年返回祖国。学界关于其回国的动机有多种说法，但如果考虑到他回国即投入抗战雕塑创作这一史实的话，那么，无可置疑的是，以雕塑的方式参与救亡运动，唤醒民众抗日的决心，才是他返回祖国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作为一直保持着革命意识的艺术家，刘开渠根本无法忍受“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给民族所带来的磨难，根本无法拒绝民族救亡的召唤。

刘开渠   《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1935年

刘开渠回国当年即创作了《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到1945年，刘开渠先后创作了《抗日阵亡将领王铭章纪念碑》（1939年）、《无名英雄像》（1944年）、《抗日英雄李家钰像》（1945年）等抗战题材的大型雕塑作品。这一时期，他还完成了一系列包括《孙中山像》《鲁迅像》等在内的现代人的造像。

刘开渠 《抗日阵亡名将王铭章纪念碑》 1939年

刘开渠 《川军出征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1944年

刘开渠 《李家钰骑马像》 1945年

从刘开渠抗战雕塑的创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值得考量的现象：从晚清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雕塑创作尚处于荒芜状态，而刘开渠的抗战雕塑不仅完成了中国现代雕塑从无到有的过程，而且在短短的十年间，就将中国现代雕塑提升至民族精神象征的高度——无论如何，这都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奇迹。从这个现象中，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是：刘开渠的抗战雕塑标志着中国现代雕塑的诞生，或者更简短地说，抗战雕塑即中国现代雕塑的开端。

刘开渠 《孙中山先生坐像》 1944年

在这里，有一个关于中国美术现代性的关键问题：近代以来，一旦艺术的外部问题——比如救亡的民族主义——上升为社会主潮后，便会有力地规约、主导艺术的价值观、题材、审美形态与语言结构，中国现代雕塑的产生亦如此。当救亡的民族主义内化为刘开渠抗战雕塑创作的原动力，并与既有的人文主义和艺术理想合轨并融为创作意图时，现代雕塑便瓜熟蒂落。总而言之，救亡的民族主义不仅是中国现代雕塑诞生的助产士，而且它本身即为中国现代雕塑发生的温床。

从现代雕塑史的角度看，《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可谓拓荒之作，它称得上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雕塑作品。在这件开山之作中，刘开渠采取了大型雕塑中最具难度的结构：双人构图。头戴钢盔的士兵作冲锋状，无畏的姿态与坚忍的面部表情共同书写出中国军人智勇兼备的时代共性；而军官威严的神情与挥手指令杀敌之动作，则有舍身为国、气吞山河之势。这件作品的创作虽然有其现实原型，并表现了人物的“直率、忠勇、朴厚的现实灵魂”（安娥《艺术灵魂的被折磨：为刘开渠先生而写》），但在象征层面上，作为抗战大众的代表，它却更充分地体现出“民族至上”的社会思潮与集体英雄主义价值观。早在1935年，李朴园即对这件作品的时代意义予以高度肯定：“纪念碑的建立将成为另一种感召民族的意识，尤其是‘九一八’之后，全中华民族感到外族侵略同压迫的切肤之痛，抗争成为普遍的民族意识中心，而淞沪战役纪念塔之建造，也就是这样意识的一种表现。”

  《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标志着中国现代雕塑从传统中破茧而出，以抗战精神与现实关怀开启了雕塑的现代史。它既是刘开渠美学理念实践的典范，也是中华民族大无畏精神的永恒丰碑。今天看来，这件作品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它一经诞生，便升华为民族的精神图腾。

将英雄主义气质与平民性高度统一在一座雕塑上的，是刘开渠1939年创作的《王铭章骑马像》。这件作品在形式上虽然借鉴了布德尔的《阿维尔将军铜像》，却以相对静态化的处理，减弱了造像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与贵族气，而趋于平民化的简朴、低调与含蓄。与此相比，刘开渠更注重王铭章性格与面部气质的塑造：在战争硝烟中所磨砺出的冷峻与沧桑，丝毫不掩饰他目光中闪烁出的为民族救亡而捐躯的坚毅神情。应该说，这件作品是在心理学层面上所书写出的英雄史诗。

如何通过将士瞬间动作的捕捉与呈现，为大时代提供一个凝聚抗战精神的典型符号，是刘开渠创作《无名英雄纪念碑》所思考的主要课题。在创作过程中，刘开渠以数月的反复观察和身体力行，最终塑造出一位双手持枪，呈弓字步前倾，将奔未驰的战士形象。其冲锋的勇毅与力量，正存贮于那个不到顶点动作的顷刻里，精神弥漫所及，仿佛连周围的空气都充满了冲锋的力量。它让民众普遍意识到，战士的冲锋之路正是民族的解放之路。

何谓抗战精神？刘开渠的抗战雕塑予以了历史性的回答。在刘开渠那里，抗战精神即为“舍身为国”“勇于为国牺牲”的崇高信念。从近现代史的角度看，这一信念深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从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使命意识，到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热血赤诚，再到刘开渠“舍身为国”的坚定信念，个人的许国精神最终在抗日烽火中凝聚为民族救亡的磅礴伟力与国家信仰。

前面说过，刘开渠的抗战雕塑创作之路，就是中国现代雕塑的诞生之路。读他的抗战雕塑，可以清晰地辨识出中国现代雕塑的三个基本维度：其一，合政治性与审美性为一体的现代性取向——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复合的现代性”；其二，从神圣到世俗的题材转向。就题材而言，刘开渠的雕塑有四个明确的指向：指向英雄主义、指向国家意识形态、指向现代人、指向底层的农工；其三，包括“写实”与“写意”的关系，雕塑与建筑的关系，雕塑与环境的关系等课题在内的雕塑的本体论建构。

刘开渠的抗战雕塑有的已焚毁于战火，有的仍矗立于中华大地。作为民族抗战精神的化身，它们所提供的启示是：只有那些与民族、国家共命运的作品，才能成为民族、国家的永恒记忆，才能在超越历史时光中变得不朽。

（作者系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